城区常住人口100-300万Ⅱ型大城市将全面开放落户，60余城如何选择？

山川网：近期，国家发改委发布了关于《2019年新型城镇化建设重点任务》通知（以下简称“通知”）。通知明确了关于下阶段中国城镇化方向及政策，一经问世便成功引发多方关注。

其中，关于进一步深化改革户籍制度的内容尤其值得关注，通知表示：继续加大户籍制度改革力度，在此前城区常住人口100万以下的中小城市和小城镇已陆续取消落户限制的基础上，城区常住人口100万—300万的Ⅱ型大城市要全面取消落户限制；城区常住人口300万—500万的Ⅰ型大城市要全面放开放宽落户条件，并全面取消重点群体落户限制。超大特大城市要调整完善积分落户政策，大幅增加落户规模、精简积分项目，确保社保缴纳年限和居住年限分数占主要比例。

显而易见，虽然通知中对于中小城市和小城镇、Ⅱ型大城市、Ⅰ型大城市以及超大特大城市的户籍政策未来走向均有相应放宽。但是影响最大的，毫无疑问是接下来“要全面取消落户限制”的城区常住人口100万—300万的Ⅱ型大城市。

城区常住人口100~300万Ⅱ型大城市名录

事实上，要想明白通知中关于进一步开放中国城市落户政策的初衷和用意，首先需要对中国城市规模等级做到清楚了解。

通知中引用的“Ⅱ型大城市”标准，来自《中国中小城市发展报告（2010）：中国中小城市绿色发展之路》（以下简称“绿皮书”）中，依据中国城市人口规模现状，提出的全新划分标准。

（1）超大城市：城区人口1000万以上；

（2）特大城市：城区人口500至1000万；

（3）大城市：城区人口100至500万，其中300万以上500万以下的城市为Ⅰ型大城市，100万以上300万以下的城市为Ⅱ型大城市；

（4）中等城市：城区人口50至100万；

（5）小城市：城区人口50万以下，其中20万以上50万以下的城市为Ⅰ型小城市，20万以下的城市为Ⅱ型小城市。

绿皮书中还介绍道，我国中小城市数目已达2160个，56%的地级以上城市为中小城市。当然，绿皮书讲到的中小城市概念，显然范围不止于我们日常讨论的地级市和县级市，诸多县城也一并被计算在内。

那么截至目前，中国城区常住人口处于100万—300万区间的Ⅱ型大城市数量到底有多少呢？网络上关于城市人口的相关数据纷繁复杂，比较官方的应属住建部的城乡建设统计年鉴（2017年）。按照该年鉴的数据统计，此区间城市数量约为60座城市。

之所以无论是在本文标题还是在这里，我都使用相对模糊的城市数量，有以下几个原因：首先是由于统计方式的不同，人口数据原本就难以被完全精准化；其次是相比城市辖区范围，城区的范围变化较快，所以对应的城区人口数据统计也更添多变；其三是我们能够引用的各项人口统计数据，都存在明显的滞后性。

比如在2017年底时，大连、沈阳、哈尔滨、长春、西安、郑州、济南、青岛、杭州、昆明等地的城区人口均超过了300万，其中部分城市是刚刚完成了从Ⅱ型大城市到Ⅰ型大城市的转变。

这里我需要特别提醒大家的是，上图这份“城区常住人口100~300万Ⅱ型大城市名录”仅供参考。由于统计方式与时效性的原因，存在不完整和榜单城市名单存在出入的问题。

相似的城区人口，迥异的全市人口

在上文之中，我曾提到现行的中国城市规模分级标准，来自于《中国中小城市发展报告（2010）：中国中小城市绿色发展之路》。这份标准，可以称为是城市规模分级新标。

相较于旧标，其实主要有两方面的提升，首先是各等级城市人口体量门槛均有所上升，这和过去这些年中国城市整体城镇化标准大幅提高相挂钩；其次就是统计城市人口的方式，也从“全市人口”变为“城区人口”。

相比人口体量门槛的提升，事实上城市规模界定进一步优化为以“城区人口”做标准，显然是更具先进性和参考性的方式。

由于中国整体人口体量庞大，城市间面积差异悬殊。所以当我们纯粹对比两座城市的全市人口时，很容易得出与城市真实经济水平不相符的观感。关于这一点，在一些人口大省如山东、河北、河南、四川的地级市中，表现尤为突出。

所以，我们不妨将Ⅱ型大城市的城区人口与全市人口放在一起，再统计出城区常住人口与全市常住人口的比值，进而看看各城市城区人口体量与全市人口体量的背离程度。

关于上表中的人口数据，这里要做下解释：各城城区常住人口数据时间点统一为2017年，各城全市常住人口数据优先选择2018年，如最新数据暂未发布则以此向2017年或更早顺延。另外，极个别城市已较长时间不对外公布城市常住人口数据，此类情况则选用户籍人口数据。

在60余座城区人口处于100万—300万区间的Ⅱ型大城市中，我们发现有3座城市的全市人口甚至超过了1000万，分别是石家庄的1088万，临沂的1124万和保定的1047万。

而三城的城区人口数量，则依次为284万、216万和165万。三城城区常住人口占比全市常住人口的比值分别为26%、19%和16%。而统计在表的60余座Ⅱ型大城市，这一数值的平均值为33%，三城均落后平均值明显。

除此之外，全市人口在800万以上的城市，还有温州、邯郸、徐州、赣州、南阳、济宁、盐城、泉州、潍坊等城。这些城市的城区人口占全市人口比值，同样明显低于统计在表城市均值，部分城市甚至低至不足15%。

有城区人口与全市人口数据背离巨大的，自然就有两者之间相距极近的。比如乌鲁木齐、兰州、呼和浩特、包头、银川、海口、抚顺几座城市，城区人口占比全市人口的比值都超过了60%，差不多是统计在表60余座Ⅱ型大城市此项数据均值的一倍。

其中最突出的乌鲁木齐和银川，前者城区常住人口295万，全市常住人口350万，比值高达84%；后者城区常住人口157万，全市常住人口225万，比值也达到了70%。

那么，城区常住人口占比全市常住人口的比值高低，究竟会带来哪些不同呢？

高低不同的城区、全市常住人口比背后

现在，我们来思考一个问题，为什么乌鲁木齐、兰州、呼和浩特、包头、银川、海口、抚顺等城市的城区常住人口占比全市常住人口的比值明显较高；而石家庄、临沂、保定、温州、邯郸、徐州、赣州、南阳、济宁、盐城、泉州、潍坊等城市的城区常住人口占比全市常住人口的比值又普遍偏低呢？

上面这些城市，粗看上去，首先是南方北方城市均有，东中西部地区也均有分布，显然不是简单的南北差异或东西差异所致。

从城市级别看，既有区域中心的省会城市，也有十分普通的低级市。从城市经济情况来看，同样是二三四线城市几乎全都有分布。难道，这么毫无规律可言吗？

先来看城区常住人口占比全市常住人口的比值明显较高的城市。要想找到这些城市的特征，事实上也要先弄明白一个问题，究竟是什么样的城市，当地居民才会更倾向于汇聚于城区地带。

首先当然就是非农业型，服务业足够发达。比较典型的，自然就是以北上广深为代表的中国顶尖城市。这些城市第三产业发达，而人口足够聚集又是发展第三产业的先决条件。显而易见，作为尚处于城区人口100万~300万区间的城市，远还达不到第三产业发达型城市的标准。

那还有一种情况，就是受限于客观条件，当地居民基本上不得不生活在城区。比如区域内几乎无同规模城市可供对比选择，比如受地形影响主城区外城市辖区无法供大规模人口居住（荒野、丘陵、沙漠等），比如除主城区外日常生活必须资源尚且不能保证（水源、粮食等）。

此类城市往往还有一个共同点，建成区面积普遍有限。上文提到的几个城市中，乌鲁木齐建成区面积为251平方公里，呼和浩特建成区面积为176平方公里，兰州市建成区面积为137平方公里，银川市建成区面积为111平方公里。在同级别城市中（省会），均处于较低水平。

说完了城区人口占比较高的，我们再来看看城区人口占比较低的：石家庄、临沂、保定、温州、邯郸、徐州、赣州、南阳、济宁、盐城、泉州、潍坊等城市，为何绝大多数人口，都分散在主城区以外呢？

这个问题其实同样要分为两个方向：其一是无力聚集到主城区谋生，或者说生活在主城区的性价比较低；其二是不需要聚集到到主城区谋生，或者说生活在主城区外性价比更高。

石家庄、临沂、保定、邯郸、赣州、南阳、济宁、潍坊，基本上都处于受限于产业结构本身，城区能够提供的就业岗位数量少，薪资低的状态。而城市面积又普遍较大，例如面积最大的赣州达到3.9万平方公里，面积最小的济宁也在1.1万平方公里之上。

但这些城市的建成区面积，普遍集中在一两百平方公里上下。不发达的城市二三产业遇上庞大的乡镇村待城镇化人口，房地产开发就成为这类城市建成区面积中的重要组成部分。这事实上也就很好的揭示了，为什么这些城市虽然产业落后，薪资偏低，但是房产均价却可以逼近很多经济较发达的二线城市的原因。

综合人口与经济，哪些城市值得落户

上文我们只讲到了城区人口占比较低城市中“无力聚集到主城区谋生”的代表城市，接下来我们再来讲“不需要聚集到到主城区谋生”也能够保持相对较高收入水平的城市。

上文中提到的城市中，温州和泉州算两个。被统计在表的城市中，无锡、佛山、南通、扬州、台州大致上都可以被算在此列。他们的共同特点是什么呢？民营经济繁荣，乡镇企业活跃。

我们以无锡来举例，通过上表我们可以看到，无锡市全市人口超过650万，但城区人口体量仅有255万。无锡市目前辖5个区及2个县级市，江阴和宜兴2个县级市长期位居全国百强县榜单前列。按照最新的2018年百强县排名，宜兴排在第8位，江阴更是高居第2位。

2个县级市的经济实力之强，还可以从刚刚过去的2018年各自完成的GDP数据中看出端倪。其中宜兴完成1718亿元，江阴更是完成3806亿元。换而言之，在2018年无锡市完成的11439亿元GDP中，江阴宜兴2个县级市即占到了接近一半。

最终体现在人口上，宜兴常住人口125万，江阴常住人口165万。从人均GDP数据上，江阴更是突破了23万元，超过了北上广深四大一线城市。

而江阴作为一个县级市的经济体量之所以能够达到一般三线城市的水平，归根结底就在当地民营企业的活跃。当地居民即使在江阴本地，也可以找到一份收入尚可的工作，所以向主城区汇集的动力自然也就会受其影响。

这样的情况，不仅仅是无锡一市的个案，而是长三角和珠三角两大城市群核心城市的共性。此时我们再来会看这60余座城区人口处于100~300万区间的Ⅱ型大城市，其中最值得优先考虑落户的，显然还是东部省份的无锡、佛山、南通、泉州。

其中无锡是江苏省现阶段综合性价比较高的城市；佛山有广佛同城与粤港澳大湾区双重政策方向利好加持；南通则是上海都市圈的核心成员城市，未来与上海间高铁通车后经济还将获得更大的想象空间；泉州则是福建省内现阶段性价比最高的城市。

最后，我想多聊几句关于中国的户籍制度。中国是世界上为数不多使用户籍制度管理人口的国家，在特定的历史时期起到的特定的作用。但是从长远来看，户籍制度的弊端显然胜过其正向作用。

户籍制度的弊端包含但不仅限于以下方面：削弱了经济要素的自由流动，阻碍了城市化进程，遏制了消费市场的进一步发展，加剧了城乡割裂，不能对中国的人口流动进行有效的管理，违背了市场经济的本质等等。

众所周知的2018年中国整体城镇化水平已经接近60%的数据，事实上我们只能将其称之为“粗城镇化率”。因为这个数据，是通过户籍中的“农业户口”和“非农户口”作为最重要数据基础的。

而根据目前中国区域经济的实际发展情况来看，越来越多的中小城市已经或正在成为收缩型城市。舍弃了农民身份的人口如果绝大多数都生活在这些城市中，显然并不能将其称之为真正意义上完成了城镇化，因为他们并没有获得真正有价值的城市相关资源。

这些已经在户口本上去掉了“农业”身份的人口，显然还需要通过“二次城镇化”的方式，进一步流动向未来二十年大概率不会出现经济及人口紧缩的强三线以上城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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